一，導言
自從我寫了《寂寞的香港人，寂寞的中國人(一)》(《寂寞(一)》)後，我發現有些論點未夠清晰或詳細，而且該文抒情之意太重，論理不足，故再為此文並《寂寞(三)》以補充說明。
在正式開始本文的討論前，我有兩點想要說明。首先，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必需交代一下我的理論基礎，以正視聽。我的說法是基於普遍所稱的新儒家思想，我認為牟宗三和唐君毅是最好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書在書店或圖書館都可以找到。我從大學副修哲學時起就看他們的書。他們都不同意馬列主義，不能接受當時的中共取得政權而離開大陸，來到香港和台灣，其中一些人如唐君毅、錢穆等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他們強調歷史文化，重視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融合西方思想，為中國文化現代化和中國民族復興建立理論基礎。依我看來，在近代至今關於歷史文化、中國傳統思想的解釋與發展和中西文化比較的看法中以他們最有見地，也最平實。放在今天，他們的見解也正好用以重建歷史文化意義下的中國人的身份。以上我說明清楚我的理論基礎，讓大家知道我不是憑空想像的。如果大家未看過他們的書而又有興趣的話，我推薦牟宗三的《生命的學問》、《時代與感受》和唐君毅的《說中華文族之花果飄零》來認識新儒家的由來及其時代背景、人生態度和基本思想。
其次，本文採取一種跟《寂寞(一)》不同的論說方式。《寂寞(一)》首先破除政權等同國家這個錯誤的觀念，然後反問國家由甚麼來代表，提出文化意義的國家觀念，跟着論說為什麼香港人是這個意義下的中國人。這種逆向的方式比較適合用來「破」，用來
「立」的話在邏輯上不是很暢順。故本文先說明文化意義的國家觀念，順着下去層層解釋，最後建立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為了要比較透徹地說明一些觀念，以下的論述有時會帶些哲學性，但卻是必須，並非故弄玄虛，請大家注意。這裏我亦要不厭其煩再強調一次，當我說中國和中國人的時侯，必定是歷史文化意義的中國和中國人，不是政權意義的中國和中國人，這點請大家務必記住。
二，文化意義的國家觀念和其必要性
可能有人會問:
你為什麼硬要我想國家的問題呢？我不想這個問題也活得好端端的，為什麼要去想？又或者有人會說:
我是個自由自在的人，不必想這些痳煩事。也可能有人會說: 我是個世界公民，不說這些狹隘的國家民族觀念，等等。總之，就是不願意去想這個事情。我們現在就先處理這個必要性的問題。在太平盛世的時候，這種國家觀念的問題的確無迫切性。像今天的美國，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個大問題，甚至不意識到這個問題，大家都認為自己是美國人，這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但在香港不同，在政治、社會的紛爭和對立中，在反對現實政權的名義下，人們把國家觀念都混淆了，甚至忘記了。結果就是香港人仇視大陸人。本來中港矛盾就有其社會問題(例如資源分配)的根源，有其真實性，現在因為反對北京政權，連帶把所有大陸人都當成北京政權一齊來反對，甚至仇視。同時人們又認為政權等同國家，因為反對北京，就不想做中國人，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本來政治和社會問題已經夠困難，還要因為基於錯誤的國家觀念而敵視自己的祖國和同胞，令問題更複雜，社會更混亂，人性更淪喪嗎？這真是太離題、太寃枉、太不值得了。以上是從反面、消極的角度看國家觀念的重要性。
從正面、積極的角度看，國家觀念是人性完整性的一種表現，對國家觀念的認同是人性對自身存在的一種自我肯定。這種表現和自我肯定跟文化活動息息相關。人生在世，除了為生存而作的種種活動之外，也會有其他的創造活動，其中有價值者即為文化。這是人的本性，由先民時代開始已有客觀表現，古代人在狩獵覓食之餘，會在洞壁繪畫創作，這些就是最早的文化活動的證據。文化活動累積至一定程度的時侯就會形成一個傳統，確立了該文化的本質和特性，這個文化影響了創造此文化的一群人，使其有共同的價值、理想和生活方式(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這即為文化對人的孕育，這個孕育的過程凝聚了這一群人使其成為一個民族。民族繼續創造其文化，而文化又繼續孕育其民族，這種創造、孕育的互動，使這個文化和民族傳承和發展下去。這種文化和民族的創造和孕育的互動可以是開放的，通過跟其他文化和民族的接觸互動(如:
戰爭、商貿、傳教等) ，彼此融合成更大的文化和民族。民族為了生存、傳承和發展，讓文化創造和孕育活動繼續下去，需要客觀上的憑藉和條件，這些客觀上的憑藉和條件可稱為「民族空間」。「民族空間」不單是地理上、物質上的空間(如領土)，讓民族有物質生活(如經濟、技術、建設等等)，也是精神上的空間，讓民族有精神生活(如學術、宗教、文學藝術等等)。這樣，民族和其文化的創造和孕育的互動就可以繼續下去，生生不息。可以說，「民族空間」是該民族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歸宿和依靠，形象地說，就是「家」。這個「民族空間」就是國家。當一個民族或個人自覺到其「民族空間」，這就是國家觀念。當一個民族自覺地建立其「民族空間」，這就是立國或建國。民族是具體的人，國家是其抽象的「家」，國家民族就是家和其家人的整體。所以，文化、民族和國家是互相關連的
-- 民族創造文化，文化孕育和凝聚民族，民族以國家為「家」。由於國家觀念是基於文化觀念產生的，因此國家觀念就是文化意義的觀念，而文化、民族和國家的終極根源則為人性。如前所述，創造文化是人的本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文化活動就是人性的一種表現。基於文化的觀念而產生民族和國家的觀念。因此，國家觀念也是人性的一種表現。所以，完整人性本身就包含了國家觀念，除非一個人否認人性和文化活動是人性的一種表現，否則人會有國家觀念的這個想法就是順理成章了。再進一步，一個人如果能認同自己有國家觀念，就是承認自己人性的存在，也就是人性對自身存在的一種自我肯定。人性的自我肯定其存在有什麼重要？
這種自覺讓人意識到人的本質、尊嚴和責任，是彰顯理性、追求價值和理想的起點。否認國家觀念或不願意作有關國家觀念的思考就等於封閉了對人性的自覺的其中一條進路(approach)。當然，一個人如果認為人性的自覺對他/她是不重要的，有理性、價值和理想的生活對他/她是不重要的，那麼國家觀念的認同對他/她也就是不重要了，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至於是選擇得對，還是選擇得錯，就要由他/她自己的良心來回答了。
三，政權不等於國家，政權只是代表國家
如果大家看完以上這段文字還能繼續看下去，那我們就來進一步討論國家這個觀念。要理解一個觀念和在思想時掌握到這個觀念的意思，最重要的是知道這個觀念的定義(definition)，就是問「這是什麽?
」。如前所述，國家是「民族空間」，而 「民族空間」是什麼呢？
「民族空間」是一個民族為了生存、傳承和發展，讓文化創造和孕育活動繼續下去所需要的客觀上的憑藉和條件。所以國家是一個民族為了生存、傳承和發展，讓文化創造和孕育活動繼續下去所需要的客觀上的憑藉和條件。這就是國家的定義。簡短地說，國家是
「民族空間」。所以，國家不是政權，不是其他東西，這點就很明顯了。而且，由於國家觀念是基於文化觀念產生的，因此國家觀念是文化意義的觀念也就很明顯了。關於這兩點，下面還會再說，現在先回到國家的觀念上。有時候，我們在思想上為了更容易、具體或形象化地掌握和使用一個較為抽象的觀念，我們會用另外一個較為具體的觀念去代表(represent)原本那個觀念。例如我們會用紅色代表危險，用笑臉圖案代表愉快的心情。關於國家，人們最常用政權來代表，因為政權包括了政府和其國家機器(如制度、執法力量等)，而這些機構負責具體的國家事務如社會治理、身份和旅遊證件、國際關係和外交等。政權是一個形象很鮮明和具體的觀念來代表較為抽象的國家觀念，所以政權最常被用來代表國家。但我們必須注意這是代表，不是定義或這是什麼的用法，觀念甲代表觀念乙，但觀念甲不是觀念乙，要知道觀念乙是什麼，我們要去找觀念乙的定義。代表只是通過聯想使兩個不同的觀念發生關係，但不是等同或是(is)。所以不應該混淆代表和是的用法。我們不會混淆紅色和危險，我們不會認為紅色這個觀念等同或就是危險這個觀念，我們知道紅色和危險是兩個觀念，我們只是為了思想上的方便，用紅色代表危險。但說到用政權來代表國家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混淆代表和是的用法，很容易就誤把政權等同國家。這也許是因為政權觀念形象上太具體鮮明，而國家觀念相對就比較抽象模糊。但國家是「民族空間」，而政權，簡單地說，就是政府(包括其國家機器)、領袖和執政黨的整體，國家是文化觀念，政權是政治觀念，兩者顯然不同。
因為混淆代表和是的用法而誤把政權等同國家有什麼問題呢？觀念上這當然是錯的，現實上問題有多大就跟人們怎樣處理對國家的認同和對國家的政權的認同有關。
當人們認同和支持政權時，問題不大，因為這些時侯人們都會認同國家。但當人們反對政權的時候而又誤把政權等同國家，就會同時反對國家，不願意當這個國家的人，就像現在的香港。這樣是基於不對應的理由反對國家，因為人們持的理由是針對政權(政權是政治觀念)的，除非人們持的是針對國家(國家是文化觀念)的理由，否則這樣是錯配，顯然是錯誤的。認同自己的國家而同時反對其政權，就像法國黃背心運動和美國有人反對特朗普政權一樣，兩者並不矛盾。不單是不矛盾，而且是兼容的
-- 正因為愛國才希望政權更好。所以反對政權和反對國家是兩回事，不要因為反對政權而反對國家。
為了盡量避免混淆國家和政權，而導致因為反對政權而反對國家的情況，最好的做法就是避免兩個觀念不必要地發生關連。大家可能會說:「但現實上政權很多時侯都代表國家，例如外交和國際關係，這些都是難以避免的。」確是如此，現實我們難以控制，但思想和觀念我們可以控制，所以在可控的範圍內，包括在思想和觀念上，我們應該要避免用政權來代表國家。那麽在思想上應該用什麼來代表國家這個比較抽象的觀念呢？
最好就是用孕育這個國家民族的文化來代表。國家觀念本來就是文化意義的，用文化來代表國家是順理成章的。嚴格地說，我們應該用文化傳統來代表，因為文化傳統才能清晰指出該文化的本質和特性。但要定義一個文化傳統是很學術的一件事，涉及哲學、歷史、人類學等，而且難以有一個公認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是着重思想上的實際應用，可以不必太學究，因此我們可以用比較寬鬆的文化觀念(而不是文化傳統觀念)來代表國家觀念。我們在上面說過文化是人為生存而作的活動之外，其他有價值的創造活動。我們可以視此為文化的定義，並且以此來代表該文化所孕肓的那個國家。大家可能會說:「這個文化的定義也很抽象，不見得比國家觀念容易掌握，怎麼用來代表國家觀念呢？」。文化觀念也有具體和現實的一面，如語言
、風俗 、節慶
、歷史建築 、文學
、藝術等，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價值(如中國文化的仁義
、良心 、良知等)，這些都是文化具體和現實的一面。通過這些方面，我們可以掌握到文化這個觀念，並以此在思想上來代表國家觀念。上面說了這麽多，就是為了說明，在實際上縱使難以避免政權去代表國家，但在思想上有另一種更合理的可能性，就是以文化來代表國家，無需要以政權來代表國家，減少政權和國家之間的聯想，在政治紛爭中保住國家觀念，不要因為反對政權而反對國家。
四，文化的歸宗
上面我們討論了國家觀念的必要性，人性、文化、民族、國家和國家民族(即國家和其民族的整體)的關係，從而說明了國家和國家民族是文化觀念。那麼一個人憑什麼理由來說自己是這個國家民族的一份子呢？一個人對自己國家民族有歸屬感這種感情的根據是什麼呢？我們說過民族創造其文化，而文化孕育其民族，在這種創造、孕育的互動中，文化影響和凝聚民族，使其有共同的價值、理想和生活方式。一個人是否這個國家民族的一份子，就要看這個人是否由這文化孕育出來。就是說這個人是否接受並且以這文化的價值、理想和生活方式來生活，讓這文化的核心價值成為其核心價值，讓這文化成為其生命的核心部分，這可稱為文化的歸宗。在一個單一文化的地方，文化的歸宗的對象就只有一個，就是這個文化。但今日的世界，因為文化交流的原因，已經絕少有地方只有一個文化，那麼文化的歸宗應該歸向哪一個文化呢？這就要看一個人到底接受並且以哪個文化的價值、理想和生活方式來生活，讓這文化的核心價值成為其核心價值，讓這文化成為其生命的核心部分，而這個文化必須是對其有最重大影響的文化，即孕育其生命的文化，文化的歸宗才是有意義的。如果一個地方大部分的人都以某一個文化為其文化的歸宗的對象，即決定了該文化是這個地方的主體文化，即決定了這些人就是由這個主體文化而凝聚的那個民族的一分子，也即決定了這個地方就是基於這個主體文化而成立的那個國家的一部分，而這些人就是這個國家民族的一分子。
文化的歸宗是一種自覺，需要個人對其生活和生命進行反省而得顯現。文化的歸宗在日常生活之中是不明顯的，我們都是在不自覺中依據這文化來過活，形象一點地說就是活在這文化之中
-- 我們在這文化的人情風俗、生活習慣、日用器物中生活，我們用這文化的語言文字思考和溝通，分享彼此的思想和感情，我們以這文化的價值和理想指導我們的道德觀念、是非判斷和行為準則。這些都是在不自覺中發生的，但卻在在構成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一旦對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進行反省，而自覺到文化的歸宗，我們就會知道自己是這個國家民族的一份子，就會對這個國家民族有歸屬感，而這種感情的根據就是文化的歸宗。文化的歸宗是一個人判斷自己是否一個國家民族的一份子的準則，而這個準則需要自我反省而後得。我在《寂寞(一)》裹說過一個人如果經過這種反省，而沒有這種自覺，這種認同的話，那這個人就不是這個國家民族的一份子。我這句話說得不太清楚，需要釐清。這句話其實有兩層意思，首先是文化的歸宗的自覺，然後是對這種自覺的認同。一個人必先要經過反省而有文化的歸宗的自覺，才能對一個國家民族有歸屬感，如果根本沒有文化的歸宗的自覺，那麼國家民族的歸屬感亦無從談起，首先有了這種自覺，然後認同這自覺，就會知道自己是這個國家民族的一份子，就會對這個國家民族有歸屬感。這裹面有三種情況:
(一) 一個人本來沒有文化的歸宗的自覺，不能肯定自己是這個國家民族的一份子，甚至否認自己是其一份子。但經過提醒之後，能反省而得出文化的歸宗的自覺，然後重新肯定其國家民族的身份。這種情況雖然有曲折，但問題不算太大。(二)
一個人明明活在這個文化之中，受這個文化的孕育而不自知，這跟情況(一)一樣。但經提醒和反省以後，依然沒有文化的歸宗的自覺，依然對孕育自己的文化無絲毫親切感。(三)
經提醒和反省以後，有文化的歸宗的自覺，但卻不願意認同這自覺，視若無睹，有等於無。關於這三種情況，我打個比喻:
情況(一)就像一個人受父母養育之恩，卻不知眼前人是自己父母，但一經道出，則血肉親情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情況(二)，一個人受父母養育之恩，卻不知眼前人是自己父母，但一經道出，仍是渾然無覺，視父母如旁人無異，無半點親情。情況(三)，一個人明知眼前人是自己父母，卻不願承認，不認父母，視親情如無物。對於情況(一)，我們會稱這類人是浪子回頭。
對於情況(二)和(三)，如果真是關於父母，我們通常會駡這類人是狼心狗肺、豬狗不如。但現在我們說的是國家民族的問題，文化的歸宗的問題，應該可以客氣一點，依然可以把這類人當人來看待。對於這類人，我在
《寂寞(一)》裏說過:「當然，如果你經過這種反省，而沒有這種自覺，這種認同的話，那你就不是中國人。這沒問題，這是你經過思考的選擇。」，我說沒問題的意思是這是個人選擇的事而不影響到整體的國家民族，但其實問題很大。明明活在這個文化之中，而無文化的歸宗的自覺；明明有文化的歸宗的自覺，而不願意認同這種自覺。如果這是個人的問題，這就是個人生命(指的是精神生命)的衰頹的表現，而個人生命的衰頹必將導致其人陷於沉淪罪惡。
如果這是群體或大部分人的問題，這就是民族生命(指的是精神生命)的衰頹的表現，而民族生命的衰頹必將導致其國家民族和文化步向滅亡。兩者皆是絕境。
五，文化和歷史文化
在此我們還需要再討論一下文化和中國文化這兩個觀念。首先是關於文化，文化觀念很廣闊，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文化和歷史文化的關係。可能大家會留意到，我在《寂寞(一)》裏經常說的是歷史文化而不是文化，例如：「國家是由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來界定的。中國是由自己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來定義的。中國人就是那些由這個歷史文化傳統塑造出來的人，就是我們。」但本文至此我都是說的文化而不是歷史文化，為什麼呢？其實嚴謹地說，在我們有關國家民族的討論之中，我們要運用的是歷史文化這個觀念而不是文化觀念，並非因為兩者不同(恰恰相反，兩者是密切關連)，只是文化是比較寬鬆的觀念，而歷史文化則是有特殊意義的文化觀念，在沒有定義文化觀念之前難以說歷史文化。因此本文至此都是用文化這個比較寬鬆的觀念來暫代歷史文化這個有特殊意義的文化觀念。現在大家可以在本文之前的討論中用回歷史文化這個觀念(除非我在那裏說的是關於文化的定義)。好了，現在要說歷史文化是什麼。最簡單的說法是歷史和文化加起來的意思，但什麼叫加起來，如何加法，才是理解的關鍵。歷史和文化是兩個不同的觀念，而歷史文化是一個文化觀念，兩者如何結合起來成為歷史文化這個觀念呢？首先我們要知道文化是有空間性和時間性的。空間性可說是地理性的，因為文化都是發生在一個地方上的，或者是那個國家民族的領土，或者在文化交流融合時會涉及多過一個國家民族的領土，總之文化是發生在一個地方或地域，所以是空間性的。同時文化是有時間性的，它在開始一刻起就隨着時間過去逐漸累積起來，發展起來。文化一定是累積而來的，因為今天的文化是建立在昨天的文化之上，而昨天的文化是建立在前天的文化之上，如此一天一天，一層一層地累積而成。文化一路累積至某一個時間點的結果可以是好，可以是壞，是壞的時侯，就是那文化的低潮。能否從低潮中恢復過來，就要看其民族生命和文化生命有多健旺了。但無論是好是壞，文化總是累積而成的。形象地說，文化的空間性是橫向的，向外延伸的；文化的時間性是縱向的，上下延伸的。如此，文化是一個有空間性和時間性的整體，我們可以想像文化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除非我們說的是該文化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剎那的情形，否則文化一定是有時間上的縱向性，就是說它永遠有歷史性，它隨着這個國家的歷史而一路發展下來。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的文化都是經歷了這個國家到那一個時間點為止的所有歷史。在這一層意義上，可以說這個國家的歷史就是其文化的縱向的、上下延伸的時間性所依據的軌迹。為了強調文化的時間性、歷史性的軌迹，就不只說文化，而說歷史文化。這就是歷史文化的意思。一個文化的歷史越久遠，我們越應強調其歷史性以顯出此文化的悠久性、深遠性和生命力。對於中國文化這樣歷史悠久的文化，我們理應強調其歷史性。而我們的討論是關於中國的民族、國家和國家民族的，所以當涉及到作為這些觀念的基礎的文化觀念時，我們理應使用歷史文化這一觀念以強調中國文化的悠久歷史。這就是我們用歷史文化的原因，而我們說中國文化也就是說中國歷史文化。
六，中國文化
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中國文化。跟文化一樣，中國文化觀念很廣闊，在此我們只會涉及到跟中國人身份認同有關的一些原則性想法。我們也不會去討論中國文化的定義，要說文化定義就要涉及文化傳統，因為文化傳統才能清晰指出該文化的本質和特性，之前我們說過這些討論都是很學術性的，而且難以有一個公認的說法。但我相信我們通過中國文化具體和現實的一面如語言、風俗、節慶、生活習慣、日用器物、文學
、藝術和生活中的核心價值(如仁義、良心、良知等)等，已能夠對中國文化是什麼這個問題有一些思想上的掌握或想法，這些想法縱使未夠嚴謹，但對我們的討論而言已經足夠。如果大家想深入詳細一點了解中國文化，坊間有不少這樣的書可供參考，我則會推薦唐君毅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和勞思光的《中國文化要義》。
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原則性的想法是中國文化是活的，不是死的。不少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不想去談，甚至認為中國文化只是歷史，已經無當代意義，如此，中國文化等於是死的。中國文化對他們而言，只是那些看了令他們大皺眉頭的文言文，或是那些當年被八國聯軍搶走，現在不時在拍賣會上拍賣的碗碗碟碟、瓶瓶罐罐。這些想法大錯特錯。中國文化還活在我們的心中，大大地影響着我們的個人生活、人際關係，社會乃至國家，支撐並孕育着我們的個人生命和民族生命。這不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是有客觀證據的。首先中國文化具體和現實的一面如語言、風俗、節慶、生活習慣、日用器物、核心價值和道德觀念還存在於我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無論人們有無文化的歸宗的自覺，認不認同這種自覺，這些都是客觀事實。這就證明中國文化還是發生着影響，還是活的，這還只是微觀地說。宏觀地說，中國文化精神對中國整個國家民族仍然產生巨大影響。中國共產黨由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以來至今的改變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共在毛澤東時代奉行正統馬列主義，當時的中國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是瘋狂、荒謬和違反人性的，中國文化在當時受了大大的曲折。但自鄧小平時代起，中共漸漸從馬列主義走出來，然後有改革開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的思想的出現，當然表面還是要掛着馬列主義的招牌，但實際上已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些改變之所以出現，故然有經濟上和實際上的需要，但背後體現出的是回歸人性，回歸人的具體生活的精神，而這些正正是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或人文主義(Humanism)
(簡單地說，就是強調人性，重視人的價值，文化活動以人為本位的思想)的體現。所以中共在精神上是受着中國文化的潛移默化而改變，中國文化在中共治下非但未死，還反過來改變中共。至近年，中共更主動提倡復興儒家文化和學術，更是明顯地打着中國文化的旗號。有人說中共是想利用儒家思想鞏固政權，故然不無道理，但至少中共知道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的重要性，這在毛澤東時代是難以想像的。這些巨大的改變，全世界都有目共睹，這正正是中國文化在發生影響，正正是中國文化還活着的證據。以上我無意為中共說話，中共的改變是否已經足夠，大可另文再議，並非本文的討論範圍。我只是以中共的改變這一重大事實來佐證中國文化是活的這個說法，這正是我們在這裹要強調的重點。今日在西方文化的對照之下，中國文化顯得不足，可能會使人對其有偏見，但我們萬萬不能因此就認為中國文化是死的。以上我提出證據證明中國文化是活的，活在我們的心中，是想穩住我們的信心，相信這個事實。但這個事實不是必然的，如果我們不再相信中國文化，不再去傳承中國文化，不讓其繼續活在我們的心中，活在我們的生命裏，那中國文化就真是死了。如此，則中華民族真正萬刼不復，永不超生。所以，中國文化是活的，守着這個認識，守着這個信念，是所有中國人的責任，亦是重建中國人身份認同的關鍵所在。
第二個原則性的想法是中國文化有極強的生命力，這是順着中國文化是活的這個原則性想法而來。中國文化經過這麼長的歷史的考驗還屹立至今，很多古老的文化如古埃及和巴比倫等早已煙滅，中國文化歷史之悠久就只有印度可比，而印度文化不像中國文化那樣重視歷史意識，所以歷史悠久而又自知其悠久性的文化，世上就只有中國文化一個。自知其悠久性而自覺地、主動地保持其生命力以延續文化發展是中國文化有極強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固此，中國文化能經得起種種考驗和困難，即使強橫如共產黨也不能使其屈服，還反過來改變共產黨，於此我們必需認識到中國文化的生命力不是苟延殘喘的，而是健旺的，仍然對其國家民族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文化的生命力就是中華民族強韌的生命力的來源，也是我們民族自信的根據，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使我們穩住陣腳。
於此我們要先說一說中西文化比較。上面我們說過今日在西方文化的對照之下，中國文化顯得不足，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西方文化表現出的強勢是伴隨着其國力(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來的，西方文化於清末大規模東來，並且以帝國主義的姿態想佔中國便宜。當時的中國國勢積弱，和國力如日方中的西方比較，當然是天淵之別，結果在經濟和軍事上連吃大虧之餘，連文化信心都輸掉，認為自己是落後的文化。雖然這個想法有些真實性，但也只能針對清末至鄧小平時代開始之間的百多年時間和對比於西方文化而言，自古以來其餘旳大部分時間，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比較，都是先進的，至少不是落後的，只要我們翻一翻歷史資料，就可以知道。我們必需認清當時的中國文化之所以落後，是因為缺乏科學和民主，中國文化自身開發不出來，之前又未能對此有接觸而融合之。不幸地西方文化於此時來到，而科學和民主正正是西方文化的強項，這樣一對比，中國文化自然顯得落後。這只能說是風雲際會，時不我與，任何一個文化都可能會面對這種處境，並非中國文化的錯。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國勢時運，終會逆轉。如今中西國力上的差距已經縮小，所謂西方強勢已非絕對。我們理應能平心靜氣，以事論事來看待中西文化的比較。在對照之下，中國文化固然有不足，例如中國文化缺乏科學和民主，這是事實，我們必需承認，但如果只知以人家的長處比自已的短處，這只是有偏見的比較，而不是公平的比較。我在
《寂寞(一)》裏說過今日人們為了祟洋，只知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然後詆毀、矮化和攻擊自己的國家和文化(或者他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即使把中國當成其他國家，也應該要有客觀公平的判斷)。我不打算在這裏說中國文化有多好多好，想要知道中國文化的優點，自己去找，這是作為中國人應當有的責任，我只想強調公平比較的必要性。如果我們以這種態度去看西方文化，今日我們應該看得出西方文化本身也有不少問題，例如:
物化的、科學的人生觀使人失去主體性(subjectivity，稍後討論第三個原則性的想法時就會解釋)和存在的具體感而迷失，超越而外在的宗教難以內在化於人的生命之中以正面積極地回應人生的苦難和罪惡，由帝國主義演變出來的霸權主義正到處肆虐，資本主義的重私利精神而致的社會階級的衝突已成常態。(這就是導致共產主義出現的原因之一，共產主義源自西方，結果禍延世界，害人害己。如今共產主義雖然退潮，但資本主義的遺毒依然是西方乃至全世界的社會矛盾的源頭之一。)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不少人(包括西方人自己)指出西方文化的問題的解決之道可以從中國文化那裏找到借鑑之處。所以我們要知道通過中西文化比較顯示出的長處與短處，足與不足，是雙方面的，我們不應死抱住對自己的短處與不足的執着而失望，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怠忽，既然不足已經顯現出來，我們就要努力改進，同時應該要以有氣量的胸襟來看待自己，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這才是積極的態度。於此，中國文化強大、健旺的生命力就是我們的動力。
第三個原則性的想法是中國文化是開放、包容和(能)融合的。我們要知道今日的中國文化除了自身本土有機的發展之外，也是融合了外來文化的結果。今日我們說的中國文化裏面有多元的成分，不是只有孔孟老莊這些才算中國文化。人們認為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和僵化的，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算是接受，也只是移花接木地搬過來，不是真正地吸收到自已生命裏去而作出改變，因此中國文化就在那裏抱殘守缺，不斷枯亁，這種觀念只是對中國文化和歷史不了解的偏見。中國文化至今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的文化融合，第一次是南北朝時北方和西域的胡人文化的傳入；第二次是印度佛教，佛教自東漢已開始傳入，而融合完成於唐朝；第三次就是西方文化，於清末開始大規模傳入，至今還在融合當中，而這次融合，就是所謂的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融合都是成功的，所謂成功的意思是，不是移花接木地搬過來，而是真正地吸收到自已生命裏去，發展出新階段的文化，當中有原來本土的成分，也有外來的成分，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也就是融合的意思。這種開放性、包容性和(能)融合性是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的表現，而且自古以來已經存在。《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這就是一種對天地萬物，包括文化(道)，能夠兼收並蓄，有容乃大的精神，《中庸》成文於戰國末年至漢初，距今二千多年，可見這種精神由來已久。我們在上面說過人文精神強調人性，重視人的價值，在文化活動中以人為本位，這種精神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在關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理論中，這個看法是最為學術界所認同。西方文化也有人文精神，但一直不是主流，而且時隱時現，對西方文化影響最大的人文精神表現於十四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和德國十八九世紀的狂飊運動(Sturm
und Drang)和浪漫主義(Romanticism)時期。比較西方而言，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特別重視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主體(subject)跟主觀(subjective)不同，主觀是相對客觀(objective)而言，是一種判斷標準，在判斷中以自已的意見為主，這是主觀；在判斷中以他人的意見或外物的法則為主，這是客觀。主體是相對客體(object)而言，主體客體的關係是人類了解自身活動(心靈的/精神的和物質的)的其中一種最基本的模式。活動的施行者就是主體，而施行這種活動時所對的對象就是客體。譬如說在思考中，思考者就是主體，思考的對象就是客體；在觀察中，觀察者是主體，被觀察的對象是客體。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特別重視人的主體性的意思就是說中國文化特別重視人在自身的種種活動中，包括道德、人倫/倫理和文化活動中的主導性和自發性，所以中國文化特別重視人的價值。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中最為明顯，儒家固然是貫徹着這種精神，而道家和佛家也不能離開這種精神的籠罩。文化活動是人表現人性的創造活動，當中自然有人的主導性和自發性，所以中國文化特別容易體會到文化的價值，就是說有很強的文化意識，能夠認同自己的價值，也能夠認同其他文化的價值。這種特性就是中國文化是開放、包容和(能)融合的原因。中國文化的人民精神是推動中國文化開放、包容和(能)融合的原動力，中國文化歷史上能成功融合外來文化，現在也能成功融合西方文化。文化的融合過程是以百年計的，融合西方文化亦然。所以我們要有耐性，亦要有信心。
在此我們要討論一下一個相關的問題，可能有人會問，如果中國文化這麽重視人的價值，為什麼一直開發不出保障人權和自由的民主制度呢？這當中可能涉及很多原因，學術界至今未有定論。但我在這裏可以提出其中一個理論，我個人認為有相當的道理。導致西方出現民主政制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資本主義的興起，資產階級對參與政治的要求日益強烈，這些是經濟和社會的原因。同時，文化精神上亦有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的影響，這是十七八世紀的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成果。啓蒙運動從理性方面促成人性的覺醒，相信理性的力量不單可以成就知識和科學，也能解決人生的問題。而在成就知識和科學一層上理性表現為理論理性，尋求對知識對象(例如自然宇宙)建立客觀法則並以這些法則為不可移，成就科學。當西方人把這種理論理性運用到政治生活上，自然要求政治制度也有一種客觀的律則性，加上受啓蒙運動啓發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興起，還有公民意識的覺醒，就產生尊重客觀制度的民主政治。中國文化傳統上不重視理論理性，故此在知識上發展不出科學，在政治上發展不出一種有客觀律則性並尊重這種律則性的制度。所以，縱使中國文化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價值，在政治上始終只能依賴和推崇所謂聖君賢相的模式，開發不出有客觀性的民主制度。如今通過與西方文化的融合，可以幫助建立中國文化中的理論理性，作為建立民主制度的文化精神基礎。
上面我們說過中國文化是活着和有極強的生命力，而且是開放、包容和(能)融合的。這些不是我一廂情願的主觀想法，而是有公認的、客觀的和歷史的證據。可能大家會認為以上的討論和建立中國人身份認同無什麼關係，其實不然。通過這些討論，我想指出中國文化還是對我們的生活和生命有影響，讓我們意識到一種活生生的親和力。同時我想說明中西文化比較和融合對我們的意義，這不單是學術性的課題，也實際地影響着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觀感。我們不要祟洋式的偏見，只知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這只是膚淺，我們也不要因一時的不足而否定長遠而言成功融合的可能性。今日人們最經常對中國(包括香港)的批評就是關於民主、自由和人權，這當中故然有政權的責任，但也有文化的原因，民主意識還未在中國的文化生命裏生根，至少還未紮實。我們已經多次說過中國文化傳統上缺乏民主(至於自由和人權，中國文化其實相當重視，只是視其為一種人文精神、文化精神而非政治權利，如果民主能建立起來作為自由和人權在政治上的保障，政治權利意義的自由和人權自然也能建立起來。)，和西方比較自然有不足，但今日不足不等於永遠不足，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也可以學習民主、實行民主，但如何做到，何時做到，是否要馬上做到，現在就要和西方看齊，現在做不到就等於失敗？我明白中國人對民主的要求，如果由五四運動算起，已經有一百年，可能會使人失去耐性和希望。但中國的帝制和其相關的專制政治制度已實行了幾千年，一百年相對來說很短。由專制政治轉出民主政治，除了上面所說的需要重視理論理性之外，還需要公民意識的覺醒，人民要明白到自己也可以參與政治，不單止有這個權利，更加有這個責任，就是說要由人民(people)變成公民(citizen)，這是整個社會一種客觀理性的表現，中國人社會的發展(整體而言)還未到這個地步(香港或許會，因為我們比較大量接受西方文化)，這就是上面說民主意識還未在中國的文化生命裏生根的意思。這改變需要時間，無人知道還要多久，而且中間一定有曲折，包括現實政治上的窒礙、人對權力的貪戀、經濟和其他現實的條件和限制，這些我們一定要明白，同時亦要有耐性，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一夜間拔地而起的，他們也是經過一個過程才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而且中西歷史發展不同，雙方各自有自己的歷史背景，中國的民主之路跟西方不會一樣。這不是說不去付諸實行，不去爭取，有困難不去克服，問題是如何去做才是最有利的。不能因現實上的曲折就詆毀、謾駡、攻擊和否定自己的文化和國家。所以我指出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能)融合性，就是想說中國都可以做得到，有這可能性，並且以歷史經驗來佐證，無需投靠外國人，卑躬屈膝，更不要去當「漢奸」引狼入室，就用自己文化和民族的雙足站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民主化乃至其他方面的現代化。總而言之，以上所說的關於中國文化的論點，目的是為了加強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更容易對中國文化產生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重建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七，重建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
本文至此用了很多篇幅對不同的觀念作出了說明，現在就要把這些觀念放在跟中國有關的意義上。中國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空間」，即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即中國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是中國文化所孕育(我在《寂寞(一)》裏說塑造，但孕育比較貼切)和凝聚的人，而對中國文化有無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這種自覺則是判斷一個人是否中國人的準則。那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
我們就要問自己對中國文化有無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這種自覺了。從客觀上說，從對客觀證據的觀察的層面上說，香港人理應有對中國文化的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我在《寂寞(一)》裏說:「例如我們用中國姓名，說中文(不論是粵語或普通話)，寫中文，過中國節日，講孝道，講仁義，說良心，說良知，這些都是中國文化，都是我們的核心價值，都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加上我們在上面大量地討論中國文化，如果我們要找更多中國文化在生活中的例子，肯定可以找得到。所以從觀察所得，中國文化無論是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或比較深層次的精神生活的層面，都是主導着我們的人生。當然我們大量接受西方文化，例如現在經常掛在嘴邊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觀念，但西方文化影響的客觀證據還是遠比不上中國文化，我不相信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就算他/她留學外國，憑這程度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就有膽說他/她是個西方人(美國人、英國人或其他西方人也好在此無關係)。現在有人提出香港有本土文化，這說法不錯，但如果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未足以使我們說自己是個西方人，本土文化的影響就更少。所以中國文化是主體文化，香港人是活在中國文化之中，受中國文化的孕育，我實在看不出能夠否定這一點的理由。這樣，香港人就理應有對中國文化的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並因此承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觀念，香港是中國內的一個政治實體，但不是國家。如果不把香港放在中國的意義內而單獨抽出來講，香港這個觀念只能表示(denote)其部分的文化成份(例如西方文化或本土文化)，不能表示其主體文化即中國文化。如果以這種意義的所謂香港文化作為文化的歸宗的對象的話，根本不能全幅反映我們的文化生命，我們最終也不會對這種所謂歸宗有安心之感，我們也不會對基於這種所謂歸宗而出現的香港是一個國家這個觀念有安心之感，因為這些想法根本不能指出我們的文化本質和生命核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縱使心靈能得一時的着落，始終都經不起挑戰和考驗，現實上有困難和不滿時，這種着落馬上分崩離析，心靈又繼續無所歸屬，無所依靠，飄蕩無根。你說我有宗教信仰呀，何來飄蕩無根？宗教是天上的歸宿，國家是地上的歸宿，兩者皆依人性的表現的不同面向而成立，各自有自己的領域和界限。混淆兩者的領域，模糊兩者的界限，只會導致思想和觀念的含糊不清，帶來更多問題。所以要改變香港人這種飄蕩無根的狀況，唯有對真正的主體文化，即中國文化，有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並由此重建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但到底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是由個人自省所得，有沒有，認不認同，只有這個人自己才知道，無人能代他/她說話，無人能代他/她作主，最多只能像我般從旁觀察而作出估計，並且從旁引導鼓勵。所以我在上面作了大量論說，就是想幫助人更容易對中國文化產生文化的歸宗的自覺，並因此認同中國人的身份。說到這裏，如果人們還是堅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還是不能承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那我只能說這是個人生命的衰頹，民族生命的衰頹。這些人就是《寂寞(一)》裏提到的鐵屋中沉睡着的人們。
如果有人因讀了本文和《寂寞(一)》或其他的因緣，能夠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有所思考，內心側然而有所感，請無需忐忑不安，這是你人性的醒覺。我在本文開始時說過國家觀念是完整人性的一種表現，對國家觀念的認同是人性對自身存在的一種自我肯定，所以請你好好珍惜這種側然之感，維護培養，一旦豁然開朗，則你便能對中國文化產生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便能承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那時候如果你心裏仍然對自己是中國人和對中國感到不暢快，就證明你還未看得開，還未看得透，心裏仍然有一個現實的政權在作梗，仍然有政權等同國家的執迷。那時請你記住，政權只是代表國家，政權不是國家。「民族空間」才是國家，文化才是國家的支柱。請你時刻在你的心中、在你的思考中用中國文化代表中國，不要用政權代表中國，來破除執迷，來堅定信念，這樣你便能堂堂正正做個中國人。請你記住，國家就像你的家，文化就像你的父母，政權像管家。管家來來去去，老管家走了，新管家來，但父母和家永遠都在你身邊或在你心裏。而且父母和家永遠都不會傷害你，永遠都是你的依靠和歸宿，管家做得不好，才是傷害你的人。你永遠都不會因為討厭和反對管家而討厭和反對父母和家，所以你永遠都不應該因為反對政權而反對自己的文化和國家。這些如何把本文論說過的觀念落實到具體生活和實踐的問題，我們將會在《寂寞的香港人，寂寞的中國人(三)》去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