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討論《寂寞(二)》的觀念的實踐問題。《寂寞(二)》說明了三個重要的觀念：一，國家觀念的必要性，二，政權不等於國家，三，香港人是中國人(歷史文化意義的中國人)，其中第三點是最重要的。所謂討論這些觀念的實踐，其實一點都不複雜，主要就是建立並保住香港人是中國人這個認識，而堅守政權不等於國家的想法就是建立和保住這個認識的關鍵第一步，這需要我們時時自省，時時警覺。能夠經常分清楚政權不是國家，同時漸漸培養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重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這就是實踐的基本之道。至於在實踐的時候，如何看待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的不滿，使其不會成為實踐的羈絆和干擾並在不自覺中助長了政權等同國家的執迷，將會是下面討論的主要內容。但凡處理現實問題，都不會只有一個方法，我當然不敢說我的意見就是處理這些不滿的唯一方法，但如果能起拋磚引玉之效，讓大家提出更好的方法，則我的淺陋之見亦未致於毫無價值。
我們先來討論一些比較容易處理的不滿，就是如何看待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種種社會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交往，即是種種民間的交往。這裏有兩個原則，首先，跟政權和國家的關係一樣，我們不要混淆政權和民間的交往，不要因為反對政權而反對甚至仇視民間的交往。如果要決定某一種民間的交往是好是壞，應該要從這種交往活動本身看，而不是以對交往方那邊的政權的反對與否來決定，這是原則，做不做到是另一回事，但至少要以平常心來看待，而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產生偏見。我相信如果我們用以事論事的態度去看，大部分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的民間的交往都是有利於雙方社會的，不應該因為反對政權就神經反射般對民間的交往產生不滿。第二個原則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中國土地上所有的資源、機會和一切美好的事物，所有的中國人，包括香港人，都有權去運用，都受之無愧。無必要因為反對政權而拒絕接受中國大陸有價值的人或事或物。譬如說我們是否要因為反對政權就杯葛大陸來的食物和食水呢？需知大陸是香港食物食水的主要來源，是否不吃飯不喝水去爭取民主自由？還是要統統進口外國貨，還要是美國的？大陸有學習、工作和發展的機會，你就說我是香港人，為什麼要上去？結果自己就坐在這裏不斷乾耗。這種「苦行」不是為抗爭而犧牲，而是小孩子賭氣頓足，跟自己過不去。犧牲是要有價值的，我看不出這種「苦行」於爭取民主自由的意義上有什麽價值，只是徒添對現實的不滿。這也不是叩頭、折腰或者交易，而是作為中國人，放開懷抱去接受自己應有的權利。請想像，這是父母和家的照顧，不是管家的恩賜。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死鑽牛角尖，對正常的民間交往有諸多不滿而加深對國家民族的偏見。
基於以上這兩個原則，我們也要討論一下跟大陸人的關係。我不會說血濃於水或者我們都是一家人之類的話，同是中國人，大家自己去感受，我只想強調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同民間交往一樣，不要混淆政權和同胞，不要因為反對政權而反對和仇視同胞，兩者根本無關係。如果因為反對政權而反對同胞，這是遷怒他人，借故發洩，是侮辱自己的人格和理性。大陸人來香港工作、讀書研究、旅遊等等是正常的民間交往，也是有利於雙方社會的，就跟其他國家的人來香港一樣。於此我肯定有人會說：「但他們來是製造生活上的不便，他們是來搶資源(房屋、學位、醫療、褔利等等)。」，我承認這種不滿有真實性，這不是改變思維，改變看法就能改變的事實，這需要政府做事，我在這裏無具體的方法。但我想指出一點，與其責怪大陸人來搶資源，不如認真想想如何利用大陸的資源改善自己的生活，關於這點上面已經說過，大可放開懷抱，無需要感到難堪。現在又有說法認為北京會加快大陸人移民來香港，進行人口置換，把香港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我對這種說法是懷疑的，將香港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失去了香港原來對北京的價值，對北京壞處多過好處，但這是題外話。我想說的是，政治的紛爭和對立一日無解決，大陸人也會容易被針對，成為遷怒的對象，我們要盡力避免這種情況，不單是為了民族團結，更是為了自己
— 不要侮辱自己的人格和理性而自甘墮落，不要讓偏見加深對現實的不滿而令自己繼續迷失於國家和政權之間。
然後我們要說的是關於國藉的問題。香港回歸之前，有不少人因為信心問題移民到外國去，現在因為香港出現的動盪，又有人計劃或者已經移民。可能大家以為我又要駡人跑到外國去，不當中國人，不是，我對於這些人是同情的。他們和那些甘心媚外，存心否定自己的國家的人不同，他們只想有更好(自由)的生活，尤其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才去移民。這是很單純的一種願望，但偏偏不能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去實現，這是中國人、香港人在這時代的悲哀。那麼移民之後，拿了外國國藉，還是不是中國人呢？這時候，我們就要用文化的歸宗這個準則。譬如說一個人移民到加拿大之後，這個人對加拿大文化有無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還是仍然對中國文化有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如果是後者，則這個人仍然是中國人。國藉只是居留權利和政治權利，護照只是旅遊證件，兩者皆是表面的、次要的，根本的、重要的是你的內心，心裏有中國，則處處是中國，處處皆可為中國人。但我要強調這只是對那些心繫中國，卻身在海外的中國人而言，不能作為分裂國家的藉口。心裏有中國，這個中國是個國家觀念，國家是「民族空間」，「民族空間」是一個民族為了生存、傳承和發展，讓文化創造和孕育活動繼續下去所需要的客觀上的憑藉和條件，這些客觀上的憑藉和條件當然是包括完整的國家領土，所以中國這個觀念必然是包含完整的中國領土的觀念。因此，如果有人要分裂國家，要獨立，然後說︰「我心裏有中國呀，所以處處是中國，分裂出去無問題。」這只是狡辯，因為中國的觀念必須是包含空整的領土的觀念，故此，如果心裏真的有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分裂國家。
關於這個國藉的問題，唐君毅在〈海外知識份子對當前時代的態度〉一文(此文發表於1972年，收於《說中華文族之花果飄零》一書中)
裏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在此我要引述他的原文︰「但是我更希望，大家不必太看重身份證上的白紙黑字，與西方的國藉法。為了方便，今日之中國人，入了外國藉的人很多。西方的國藉法，乃依人生下來，所呼吸的第一口氣，所在之地而定。此乃依唯物論，與依地理而定的國藉。此與依你們的生命本原與歷史，而定的國藉，河水不犯井水。你們還是一樣的神明華冑，亦莫有什麼先天罪業。歷史的意義，比地理的意義，當然深厚重大得多，地理意義的香港人，當然應該自覺到自己是歷史意義的中國人，而以之為自己生命的本質。但是如果諸位只自覺自己是種族的生命意義上的中國人，而非文化生命意義上的中國人，我還是要不客氣的說，諸位作中國人，還未作到家。大家必須在文化生命上，作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中國人。然後無論在個人之思想、學問、德性上，作自我訓練，要改進香港教育，改進香港社會政治，要為七億之神明華冑，作開天闢地的事業，才能看見更遠更大的路。再其次，諸位當知中國不過一集體名詞。中國當然不能等於某一政黨或某一政治領袖之個人。劉述先先生先前有一文，談認同問題，亦是自此着眼。這絕無可疵議之餘地。批評者的話，毫不相干。若問中國在哪裏？就在諸位的生命裏。我們每一人，皆有資格代表中國，毫無慚愧。要說認同，即要先認同於自己個人心中之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生命。你只說中國在羅湖那邊，在台灣，那些山河美麗，那些風光明媚的地方，我一定要回去看一看，當然可以。這本應該是我們自由出入的地方。今天不能自由出入，罪過決不在我們。但是你們只想那山河即等於中國，以認同於此山河，為認同中國，亦仍然只是唯物的地理的觀點，不是歷史的觀點，文化生命的觀點，還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才是。」這段文字和我們說香港人是歷史文化意義的中國人的論說是一致的，另一個重點是清楚指出地理國藉意義的中國和歷史文化意義的中國之不同，而以後者為真正的中國，「若問中國在哪裏？就在諸位的生命裏。我們每一人，皆有資格代表中國，毫無慚愧。」只要我們對中國文化有堅定的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那無論在什麼地方、於什麼時侯我們都是中國人。移民外國的中國人仍然是中國人，仍然可以理直氣壯地做中國人，國藉對認同自己的國家民族、歷史文化不會構成障礙。當然我希望在這些人認為條件許可之下，他們可以回來香港，回來中國，回到自己「那些山河美麗，那些風光明媚的地方」生活。
於此我們還可引申以上的論點來處理一種香港人對現實的不滿。有人因為反對政權，不能接受中國國旗和國歌，不能接受香港特區護照，面對這些政權在現實上的種種表徵，心中又有諸般不滿。但這些不滿根本是不必要的，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表面的、次要的，就如同一個外國國藉不能夠代表一個人的歸屬。根本的、重要的是國家和文化的觀念，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但一個人如果根本沒有國家觀念，不能認同中國人的身份，只肯承認自己是香港人，面對這些政權在現實上的種種表徵，心靈在現實上遇到窒礙，在觀念上又無所歸屬，心裏只會越來越難受。相信香港是個國家之類的想法不會有幫助，因為這些想法根本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在《寂寞(二)》已經討論過。所以，要正面看待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的不滿，就要在思想上有正確的國家觀念，有中國的觀念，就是說心裏要有中國。這樣，才能在現實上遇到挫折和不滿時，在心靈上有所寄託和慰藉。可能你會說什麼都在心裏，現實還有什麼意思？的確，觀念和現實脫節是不好受的，在現實生活中，抽象的觀念必須落到具體的事情裏才能使人在理性上和情感上俱得滿足，所以觀念和現實一旦脫節，只能在理性上得到滿足，而在情感上就落空，難免感到乾涸、冰冷和空虛，所以我們就覺得難受。但我們亦必須要明白到現實的意義來自於觀念，當現實是不理想的時候，我們更要守穩觀念，才能在現實的奮鬥中見到意義的所在，去實現觀念和現實的一致，以達成理想。
為了幫助我們守穩觀念，在心靈上有所寄託和慰藉，在情感上有所落實，我們的確需要有比較具體的憑藉去承托這個中國的觀念。這種憑藉就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知識和由此而來的親切之感，而這種知識和親切之感也是培養文化的歸宗的自覺和認同的最好方法。現在普遍都認為香港人缺乏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知識，甚至比英殖時代更差，這種情況，在越年輕的人身上就越嚴重，實在令人唏噓感嘆。雖然我們在《寂寞(二)》裏說過中國文化是香港的主體文化，這是作為價值、理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而言，但中國文化和歷史作為知識而言，卻是相當缺乏，如果這種情況再持續下去，終於也會動搖中國文化作為主體文化的地位，後果是相當嚴重的。這問題也是今時今日香港無國家民族、歷史文化意識的一大病源。這是因為人們要反對北京政權，而故意忽視甚至蔑視這方面的知識？還是教育界、學術界和政府有所疏忽？這些問題全社會都應該深切反省。我們今後要改變這個情況，就是要在學校裏、在社會上加強教育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知識。在如今的形勢之下，這事不能由政府來做，否則只會惹來「洗腦」的疑慮，像2012年國民教育改革的風波，只會招人反對，好事變壞事。而且我要萬分強調這種教育是真正的春風化雨的栽培，絕不能和推廣、宣傳政權等同國家這種錯誤觀念的任何行為扯上關係。所以我衷心希望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有識之士能牽頭來做這種工作(雖然其中有些人在最近的事件中表現出的言行，辜負了作為教育工作者和知識份子的身份，但我深信教育界和學術界還是有清醒的、有良心的、有理性的人，我這裏說的話是對他們說的)，社會各界的有心人士(包括我自己)一起來配合支持，為增進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知識出一分力。我們要明白，在現今的社會環境下，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可能會吃力不討好，可能會受人指駡嘲笑，但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知識在香港的的匱乏程度已經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有承擔的華夏子孫都不能夠坐視不理。至於具體應該如何做，則有待相關人士組織起來之後再落實，本文不適宜在此討論，在這裏我旨在提出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並呼籲大家攜手合作，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本文打算討論的最後一個對現實的不滿，也是最困難、最棘手的一個，就是對政治的不滿。這種不滿也是真實的，不是改變想法就能改變的事實，需要正面處理解決。政治的不滿是香港社會動盪不安和發展停滯的總根源。香港人對保障和發展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要求得不到滿足，也認為北京破壞一國兩制，河水來犯井水，因此對外就和北京對立，對內就因為社會各界、各政治團體政見不同而不斷內耗。要解決這這種困局，關鍵在於如何有效處理香港和北京的共處關係，讓雙方各取所需。回歸以來的二十二年間，香港的政治意識就只有一味反對北京和一味支持北京兩類，互相傾軋對抗，這個模式，經驗總結下來告訴我們，是徹底失敗的。這些年來累積的對立、不滿和仇恨今天來個大爆發。近年來有所謂中間路線的出現，但本身並無實質主張，所以最終都只會邊緣化，或者歸到一味支持或一味反對的一邊去。今日的政治對立和困局，北京的態度當然是一個因素，但我們無法控制，另外一個因素就是我們自己這個失敗的政治模式。在這個模式下，要爭取的要求一個都爭取不到；要保護的一國兩制自己笨到去打開缺口，自毁長城，還沾沾自喜；社會穩定非但不能維護，反而種下仇恨和瘋狂的禍根。香港在這個政治模式之下一事無成，越來越亂。到了今天這個田地，還只懂怪責北京，而不去檢討改善自己的政治策略，無需任何人出手，我們就自己毁掉自己。廿二年的歷史證明，一味反對只會製造對立和猜疑，一味支持只會製造不滿和仇恨，如此，香港就只能夠在對立、猜疑、不滿和仇恨之中不斷惡性循環。今日我們要走出困局，需要有新的政治選擇，一種新的政治思維，來處理和北京的關係與香港在這個關係中的定位，在新的基礎上建構一國兩制。這種新思維的底線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有港獨或所謂本土自決之類的主張，這些主張非但在觀念上是錯的，在現實上亦只會把香港推向萬刼不復的深淵。我個人政治智慧有限，只能見到一個可能性，未能提出具體的意見，希望大家能認真對此思考，集思廣益。我們需要認識到今日無人能提出這種新思維，不是因為不可能，而是社會無認真想過，眼前社會上的亂局正正是個契機，讓我們認清自己的處境。當然現今的政治形勢仍然是兩極對立所主導，短期內沒有發展的空間讓這種新思維成為一股政治力量，但如果我們要真正解決香港人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我們就必需從今天起走出現有的模式，解放我們的思想，開發新的政治思維，為改變做好準備。
在過去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內，香港人因為錯誤的國家觀念，誤把政權當國家，否定自己國家民族的嚴重程度史無前例地惡劣。今日出現這個局面原是因為香港人要追求自由，如果同時又否定中國和中國人的身份，這無異於說自由和中國是不相容的，這除了將政權等同國家之外，更是侮辱自己的文化，錯上加錯。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肯定人的自由，如果我們是追求真正的自由，更應該要以做中國人為榮。西方人能夠明白自由，珍惜自由的可貴，中國人同樣能夠明白自由，珍惜自由的可貴。但我們在追求自由的路上卻漸漸走上歧途，終至瘋狂。最初，有人彷效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稱開始時的反送中運動為「自由之夏」，最後這場運動卻由「自由之夏」變成「瘋狂之秋」。事到如今，人們實在不應該再只懂怪責政府(當然他們有極大的責任，難辭其咎)，也要認真反省自己。何以在追求自由的同時，卻在破壞自由？我們到底明白自由嗎？我們到底珍惜自由嗎？在本文完結之前，我想討論一下自由這個觀念。
我相信渴求自由是人的本能，我們都希望無任何的束縛，能夠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生活，這是自由最原始的意義。但人畢竟不是動物，除了本能之外，我們也有人性，我不認為有人可以否認這一點。當人醒覺到人性的存在，就希望以人的方式來生活，就希望從動物的本能中提昇上來，對於自由也一樣，由本能意義的自由提昇上人性意義的自由。西方的啓蒙運動在此提供了一條很好的進路，由啓蒙運動所啓發的自由主義是理性的自由主義，以理性指導和約束自由，使之合理化。如果自由只停在原始的意義上，就只能是恣縱的自由主義，沒有所謂合理不合理，就只順着原始的生命慾望向前衝，討厭一切規則，擺脫一切牽連。這種恣縱的自由有時配合了人對美感的追求，會成為波希米亞式(Bohemian)的藝術人生，但更多時候只會淪為放浪和放肆，甚至毀人自毁，就像今日的香港。所以經過人性向上一面的提昇，恣縱的自由必會轉為理性的自由以為理性所指導和約束，除非我們願意停留在本能的層面，但這和動物有什麼分別呢？儒家說「人禽之辨」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去講。如果我們能進一步問這種指導和約束有什麼意義，就等於問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有自由，自由到底所為何事？而這事必然是有價值的，則這事必為理想的。這裏說的理想，不是一個具體的目標，例如我要創業，我要賺大錢，我要當總統之類，這都不錯。但這裏說的理想是向上超拔提昇的希望，希望自己成為更好的人，要用自由來成就更好、更有意義的人生。如此，便由理性的自由主義再進一步，成為理想的自由主義，這樣才是有意義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今時今日在香港，我看到的都只是恣縱的自由主義，過去如此，眼下更是如此。我希望當社會回復理智的時候，人們能夠看到恣縱的自由主義、理性的自由主義和理想的自由主義之區別，何者才是真正要追求的目標，不要再虛耗時間、虛耗生命了。
自清末至今的百多二百年來，當中國人就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困難和挑戰。在這個時代，我們的困難和挑戰就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危機和如何追求民主與自由。尋根和追求民主自由並非是矛盾的，而是相容的，追求民主自由不應該妨礙我們去尋根，反之亦然。我是香港人，深信理想的自由主義，熱愛我的家園和其固有的生活方式。我同時是中國人，誠契人文精神，敬愛我的國家和其歷史文化。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願包括所有香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皆能發此大願，為中國人的團結和理想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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